《教会》：充满活力的教会植堂（提姆·凯勒）

云飞

文/提摩太•凯乐
译/杨基 校/杖恩

编者按：
由于神施恩的手，在过去这30年来，中国家庭教会经历显著的成长。这种成长不仅表现在基督徒人数的增加，也表现在更多新的教会、新的聚会的建立。在此过程中，许多植堂型教会的事奉可圈可点。
反思这些事奉，虽然以往在农村教会的成长中，不乏主动的布道与植堂事工，但是，可以说过往城市植堂型教会的发展、动力，很多是受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政策压力”，另一个是“空间限制”。在面临这些压力和限制时，教会不仅没有萎缩，反倒有更多新的聚会、教会建立起来。当然，这正让我们看到，神使用环境和外在的艰难祝福中国教会，成就他的旨意（徒1:8）。就如使徒行传8章所记，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许多门徒分散，往各处去传道，就有许多教会建立起来，比如撒玛利亚的教会、安提阿教会等等（徒8:1-5，9:31，11:19-22）。我们也常常因此大得安慰并向神满了感恩和赞美。
然而，在《充满活力的教会植堂》一文中，提摩太•凯乐牧师却透过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虽然使徒行传8章记述了教会遭受逼迫时的植堂，但这卷书更多经文所显示的是，教会植堂在使徒事奉中不断自然发生，是积极、充满活力的宣教事工，是与其他教会事工经纬相织、密不可分的事件。同时他也从实践的层面指出被动型植堂的局限性，因为它需要等待特别环境再一次出现，植堂才能再一次发生，而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植堂的执行情况也不佳，因为教会以前没有积极寻求装备那样的技能。因此，教会需要一种转变，就是由被动型的植堂，转向主动而充满活力的教会植堂。
这对于正在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家庭教会，具有方向性的意义。特别是当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教会在城市中所面对的亿万灵魂是何等广大的禾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停留在已经建立的“规模”上沾沾自喜，反倒应当靠基督格外兴起，以建立教会、奋得万民。因此，对教会植堂的重要性和策略、方法的认识就非常重要了。
愿神使用此文给中国家庭教会的福音事奉带来祝福！


引言
教会植堂是指发展新的地方教会，新约圣经中有很多地方都直接或间接提及这一点。例如，在林前3:6-7，保罗提及他和亚波罗的栽种和浇灌的事工，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保罗在这里指的是栽种和浇灌新的教会。不用说，圣经中有关教会植堂的主要教导就是出自使徒行传。
但是，在我们开始查考之前，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件事。圣经中的规定性陈述是我们的行为规范，但我们必须审慎地处理新旧约中的历史性的描述，因为这些描述当中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例子。我们是不是总是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最安全的做法是非常认真地学习使徒行传中记载的保罗植堂的方式，但同时要意识到这些是榜样，而非命令。圣经并没有提供一种在所有时代和处境中建立教会时都必须遵循的绝对准则。因此，我们最好从圣经中学习总的原则，而不是去关注那些具体实践的细节。
尽管使徒行传不是一本教会植堂的手册，但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和保罗身处的地中海世界有相似之处。与我们如今的世界如出一辙，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在宗教上呈现多元化，人们崇尚享乐主义，城市化和全球化方兴未艾。如今，大多数的文化，以及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种族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在其中有多种活泼、虔诚的信仰团体。传统的、世俗的以及异教的世界观并肩接肘。和保罗所处的希腊-罗马世界一样，现在的城市对文化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也是文化的中心。因此，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人们就把使徒行传和全世界的教会直接联系起来。从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信仰开始，欧洲和北美的基督教信仰都正式或非正式地受到社会中最有权势的机构的支持，而宗教的多元化几乎消失殆尽。然而，因为我们又再一次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使徒行传时代”，城市中的植堂又再次成为向世界宣教的核心策略，如同在使徒行传时一样。因此，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仔细地阅读使徒行传。


教会植堂的方法
教会植堂的必然性
在使徒行传中，教会植堂并不是一种不自然的、令人不快的事件。它也不象今天大多数教会会众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古怪的、一生只应有一次的事件。除了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中记载的对基督徒最初的逼迫那段时期以外，教会植堂都不是因环境所迫而发生的，它是与教会事工经纬相织、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它是一种不断自然发生的事件。保罗从未只是传福音，训练门徒，而不同时建立教会。
几十年以来，解经家们一直在通过研究使徒行传来确定基督徒事工的基本要素。在他们列出的事工清单中总是会包括教导圣经、传福音、团契、门徒培训以及敬拜。教会植堂似乎就在所有那些事工的旁边，但通常都无法在那份清单中找到它，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停止论”！在读到使徒行传中不断出现的有关教会植堂的内容时，解经家们实际上是在说：“嗯，那是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我们现在不用那么做了。”然而，在使徒行传中，教会植堂是自然的、不断在发生的，而不是偶发性的、令人不快的。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14章中看到的，保罗通常的事奉周期让我们看到教会植堂是一件非常自然和正常的事，它有着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传福音。“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徒14:21）。这里的希腊文“传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福音”（kerygma）这个字，而是一个意义更为宽泛的字“福音化”（evangelizdomenoi），这里说的是他们使那个城市“福音化”。因此它所表达的就比仅仅是福音布道宽泛得多。使徒行传记载保罗用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传扬福音：通过在犹太会堂聚会时布道，在小型的查经班分享，在集市上演讲，在租来的房子里带领讨论，以及与人一对一的交谈。
下一步是融入团契。在徒14:22a，我们看到保罗“坚固门徒……劝他们……”，这两个动词在使徒行传的其他地方也同时出现过（如第9章和15章），约翰•斯托德（John Stott）称它们是建造新信徒的“技术词汇”[1]。保罗是怎样做的？他教导他们“所信的道”（22节）—— 一套确切的信仰和神学系统。另外，他还“聚集”他们。新的信徒被要求定期聚会并组成团契，在那里他们可以被教导和鼓励（不仅是信徒间彼此的教导，也有来自教会领袖的教导）过基督徒的生活。这就带出了保罗事奉次序中的下一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领袖的产生。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徒14:23）在通过传福音和训练门徒建立了地方团契之后，保罗并没有继续担任那里的领袖，而是将监督团契的职责交给了那里的长老（从信徒中选立的，来自当地城镇和文化的若干位领袖），由他们负责继续教导和牧养信徒。简而言之，在传福音和门徒培训之后，保罗总是按惯例将信徒组织成为由本地教会领袖负责管理的自治型教会。那些教会并不是直接隶属于保罗管理的松散型组织。当保罗刚开始和他们在一起时，他们是个别的“门徒”（22节），而当保罗离开他们时，他们已经成为了教会（23节）。
很自然的，在使徒行传中，随着信徒的增多，教会的数量也随之增多。


教会植堂的路径
提姆•切斯特（Tim Chester）在他的名为“教会植堂：一种神学视角”一文中指出，使徒行传中的教会有两种基本的建立模式。教会植堂要么是由个人拓荒者发起，要么是由从事植堂的教会开始着手进行。[2]
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所代表的就是拓荒者型教会植堂。虽然保罗是由安提阿教会差派，他传讲的教义和事奉工作都要对教会负责（徒13），但他在每个城市中的事工实际上都是拓荒性的事工，即，他在每一处开展的都是没有其他教会参与或同工的开创性事工。
另外一种模式是教会建立“子”教会。只要我们能够避免不顾时代背景地理解圣经中所出现的“教会”这个字眼，我们就会发现，尽管没有被明确说明，这第二种模式在新约中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保罗建立的教会（以及最初200年中成立的所有教会）都是家庭型教会。
例如，吕底亚信主立刻导致了她的全家信主，而这就使得她的家成了腓立比地区的第一间教会（徒16:11-15）。为了和那里的基督徒见面，保罗就去到吕底亚的家（徒16:40）。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基利司布的家中（徒18: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腓立比、哥林多以及其他各个地方的教会的情况是，当现有的家庭聚会变得太过拥挤时，教会就通过增加新的聚会或家庭教会很自然地实现了增长。尽管保罗在书信中提到的是“在哥林多”的“教会”（单数），但从书信的内容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实际上指的是在哥林多的若干家庭教会（林前1:11的革来氏家，以及林前1:16的司提反家等等）。
如切斯特所说，对我们而言，重点在于家庭教会是初代教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而这也就意味着教会植堂本身就是与教会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教会的增长就是通过增加新的聚会点（信徒在长老的带领下聚集）而实现的。今天，教会植堂依然存在这两种基本的建堂模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可归纳如下：

拓荒式植堂	“子”教会植堂
新的教会领袖自发式植堂，但他们能够也应该从其他地方教会获得支持。	新的教会领袖由“母教会”的教会领袖选择。
没有核心会友，拓荒的教会领袖承担所有的福音事工以及招聚新的会友。	核心会友来自母教会，成员包括“捐助”细胞小组，或从异地教会“分出”的会友。
资金来自a) 事工机构/教派 b) 从朋友和教会处获得的支持 c) 自雇 d) 上述各项综合。	资金来自a) 核心小组捐赠b) 母教会赠送 c) 来自异地教会或个人的捐赠 d) 上述各项综合。
教师/监督是异地的牧师或教会领袖，不经常见面。	教师/领袖来自母教会，经常见面；同工监督通常可行。
教会形式通常具创新性，形成新的教会形式或模仿异地教会。	教会形式和母教会相似，但从来都不是完全相同的。

对于上述5个方面，每间新教会都需要从一个或不止一个的渠道获得。这5个方面就是：牧师/教会领袖（Minister），核心会友（Member），资金（Money），教师（Mentor），以及教会形式（Model）。如果一间新教会从一家母教会得到所有5个M，那么她就是一间子教会。如果她是从多种不同的渠道得到这些资源，然后建堂者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那她就是一间拓荒型教会。当然，这样的区分中也有一些例外，例如，一次强有力的教会运动会产生从同一运动中的不同教会获得所有5个M的新教会，而不一定是从一间母教会获得那些资源。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下诞生的新教会就既不是拓荒型教会，也不是子教会，而是一间“教会运动型教会”。当同一间教会的一群人和一位牧师搬迁到距离遥远的异地时，也会产生这种包含两种植堂类型的新教会。探讨这些教会植堂方法的意义不在于给每种新的工作贴上标签，而是确保我们能清楚了解建立一间新教会所需的各项要素是从何而来。


教会植堂的观念
单单从圣经中寻找有关教会植堂的方法论并不智慧，圣经告诉我们一种特定的观念也是必要的，即：将教会植堂及教会的增长看成是完全正常的事。只要具备了这样的观念，教会植堂就成了和教会中其他事工一样正常的事，并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一间符合圣经教训的教会要从事神的话语的事工、教育事工、音乐事工、儿童事工，同时也总是处于教会植堂事工的某个阶段。植堂不同于建造一幢教会建筑：只是一次大型的、令人不快的活动，完成后每个人都庆幸至少有三十年不会再有那样的经历。教会植堂应该和其他事工一样，是教会一项定期的、惯常的事工。
要使教会植堂成为这样“惯常”的事工，我们需要一种神的国度的观念，而不是地方集团意识。为了把这种观念解释得清楚，我们有必要对比一下那些“不正常”的教会植堂方法和“惯常的”教会植堂观念。


“不正常”的教会植堂
“不正常”的教会植堂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这取决于成立一间新教会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第一类称为“违抗式的教会植堂”，教会中的一些人因为教义、异象或事奉理念上的分歧而受挫，于是从教会分离出去，并成立了一间新的教会。这样的例子包括在灵恩问题上的分歧（灵恩和恩赐的问题），在敬拜风格上的分歧（音乐和敬拜风格），以及文化上的分歧（年轻一代的领袖离开为要建立一间和老一代领袖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教会），等等。
第二类被称为“不情愿的教会植堂”，即客观环境使得教会领袖不得不建立一间新的教会，例如，一间教会人数的增长超过了其建筑物的容纳能力，而此时其中一群会友不愿意搬迁，而另一群人则愿意。另外一个例子是，有越来越多的教会长期会友搬到了一个新的、距离遥远的地方后，开始建议在“那里”建一间教会。还有一种情况是，一间特定种族的教会中的年轻人想要建立一间使用当地文化的语言而不是他们的母语的教会。虽然在这样情形下的教会领袖也许会勉强同意新教会的成立，甚至给予资金支持和其他非常积极的帮助，那仍然是“不正常”的，因为那样的植堂不会再次发生，除非客观环境又再次作出那样的要求。而且，通常情形下教会的植堂工作的执行情况也不佳，因为教会以前并没有积极寻求装备那样的技能。
几年前，位于我们市区内的一间福音派教会面临着过于拥挤的问题。好几年以来，每周主日他们那间小小的、100个座位的老房子都会被占满两次。他们一直不愿建堂，担心失去奉献、重要的领袖以及朋友关系。最后，他们差派了50名会友到一个新的城镇去建立一间新的教会。仅仅两年后，那间子教会就有了350人参加聚会。同时，仅仅三周之后，那间母教会的100个座位又开始在主日被占满两次。有了这次的经历之后，教会的领袖们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意识到，在那段时间中，他们其实已经可以建立两至三间教会，接纳近1000人成为会友。而当他们成长到那样的规模，他们会更有能力开展布道、青年事工以及其他事工。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从非正常的教会植堂向积极的教会植堂观念转型。


自然的教会植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保罗那样一再“传福音、门徒培训和教会植堂”的观念呢？这观念可以被细分为三个重要的层面。如果你不能兼顾这几个层面，就无法形成自然的教会植堂的观念。首先，你要能够下放和放弃对教会的金钱、会友以及领袖的控制。这可能听上去是陈词滥调，但却是真实的：保罗“授权”给那些新的教会领袖。他使他们拥有对教会的领导权，因而自己放弃了对那些教会的控制。对于那些不能忍受“失去”他们的金钱奉献家庭、核心领袖以及朋友的教会，这种控制权的移交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障碍。另外，牧师也会害怕失去自己的名望。如果你的服事使人数加增，你将他们吸纳进入你的教会，然后组织他们成立教会查经小组，并且安排他们参与到新的服事当中，所有这些都会使教会的人数增长，你也会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和名望。然而，如果你把他们组织成为新的教会，你就会失去金钱、会友、教会人数、领袖以及控制权。但这其实就是保罗所做的事。
你还要能够放弃对事工本身的部分控制权。这听上去会令人害怕，尤其是对那些很关注圣经真理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但新建立的教会不会和原教会一模一样，这是不争的事实。新的教会会发展出自己的声音和着重点。徒14:22节中提到的“所信的道”是指只有一种纯正的教义，因此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来确保母教会和子教会之间在基本要道上的合一。而另一方面，坚持新教会应该是母教会的“克隆”版本的人其实是不愿意承认圣经中的处境化的事实。不同的年代和文化中会产生不同的教会。我们可能在理智上对此表示同意，但情感上很难接受这一现实。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及。当你放手的时候，你是放弃了对新教会及其领袖和会众的直接控制，但你其实并不能真正回避对新教会里出现的问题的责任。如果在建堂以后的五至十年中的任何时间教会中出现了问题，多数人都会认为母教会有义务给予帮助，或是干脆认为母教会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对出现的问题负责。这很像是在作成年孩子的父母：你不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但如果有了问题，你又会被要求去给予帮助。
保罗在各教会中设立长老并赋予他们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但我们在这里要避免一种错误。教会植堂的观念中重要的不是信任新的教会领袖，而是信任神。保罗并不是把新的教会交托给那些长老自己或其他人，而是“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徒14:23）。保罗的心志和性格使得他不需要继续控制教会，我们由此看到，教会植堂的观念需要的是属灵的成熟度和对福音更为深刻的理解。
第三，你要能够关心神的国度过于关心自己的群体。我们可以从保罗的生命经历看到明显的例子。尽管亚波罗不是保罗的门徒（徒18:24-28），而且很明显亚波罗的门徒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林前1:12，3:4），但当保罗提及亚波罗的时候，他却用了最为亲切的言语（林前3:6，16:12）。我们还看到保罗不断地让新成立的教会脱离自己的控制（徒16:40：他们就走了）。虽然不同的使徒都有自己的跟随者和不同的着重点，保罗所关注的不是他自己或他的团队的权力，而是整个神的国度。
一个社区中新的教会的出现通常都会考验现有的教会的“国度观”。新教会的会友大多来自没有固定教会生活的人群，但她们也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吸引一些信徒离开以前的教会。当一间教会中有两个家庭离开到了另一间新教会，而那间新教会吸纳了100位以前从未有过教会生活的信徒，那间更老一些的教会就需要作一个选择。他们是应该对那8位离开的信徒心存怨恨，还是为神的国度又增添了100名子民而欢呼？换句话说，我们对新教会发展的态度可以试验出我们的眼光是注目于自己教会的范畴，还是城市中神国度的复兴与成长。看重自己微小的损失过于神国度的更大收获的教会其实是暴露了自己狭隘的价值观。不过，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节中看到的，建立新的教会同时也会给老教会带来极大的益处，尽管最开始不是那么明显。


教会植堂的理由
基督徒并不会因为在使徒行传中读到了教会的建立就能获得教会植堂的观念。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反对阅读使徒行传：“那是过去了！现在，至少是在北美和欧洲，到处都已经有了教会。我们不需要成立新的教会——在考虑植堂之前，我们应该努力增加现有教会的人数，使现有的教会变得很强壮。”我们有5个实际的理由来回应这个常见的反对意见，这5个理由会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教会植堂对于教会在任何地方的事工都是至关重要。
1、使一个城市福音化的最佳方法，不是通过福音性活动，而是通过完全福音化的教会。在福音事工中我们鼓励人们决志成为基督徒，然而经验却告诉我们，大量这样的“决志”对生命并没有影响力，并没有起到改变人的生命的效果。为什么？因为很多在传福音时的决志都不是属灵生命的翻转，它们实际上是对开始一段寻求上帝之旅的很好的委身（我不是在说“罪人的祷告”并不是“重生的时刻”，只是说它通常的确不是）。人们通常是经过一段“多个小范围决志”的过程，最后进入对信仰的完全委身。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不断地在敬拜和牧养的情境中重复聆听福音，直到最终进入有生命力的、引致救恩的信心。然而问题是老一点的教会通常不擅长服事对福音存有很多疑问的人。有着传福音心志的基督徒通常会致力于开展各种福音性的活动，然而却发现教会不是很能接纳那些通过福音活动去到教会的人们。因此城市需要的不仅仅是福音活动，而是完全福音化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彼得瓦格纳（C. Peter Wagner）会说：“建立新的教会是天底下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有效的传福音的方式。”[3] 从下一点中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它是那样有效。
2、在城市中增加基督徒人数的最佳方式，不是通过教会的更新，而是通过教会植堂。对时间长一些的教会而言（甚至是那些正在增长的教会），主要都是通过信徒的转会实现增长。组织更好的活动可以吸引那些在别处因为糟糕的讲道和门徒培训而备受困扰的信徒。即便是如此，各种研究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证明，新成立的教会中有60%至80%的成年新会友来自以前没有任何教会生活的人群，而绝大多数成立时间很长的教会是通过转会获得他们的新成年会友。这意味着新教会是以数倍于和他们同样规模的老教会的速度吸引着新人进入基督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
随着时间的增长，教会内部构架上的压力使得它不得不耗费大部分精力和资源在自己的会友身上，而无法将同样的关注给予教会外的人群。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可取的。在时间久一些的教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会友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已经在当地社区居住很长时间的居民，他们中间不会有成员来自社区中新的、正在增长中的人群，如新的种族群体和年轻一代的人群（他们也不会乐意将教会的领袖位置向那些新的人群开放）。老一点的教会所具有的是很多人（尤其是当地的长期居民）所喜欢和需要的稳定性。而且他们也在地方社区中拥有信任和好感，对于那些城镇中稳定长期的居民而言，也许只有那些长期扎根在社区的稳定、受人尊敬的教会才能有效地服事到他们。
但也正是这个现象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大多数教会在经历人数的减少。时间久一些的教会无可避免地会专注于那些归属教会的长期居民的需要以及令他们敏感的问题，而代价就是使教会对于那些没有教会生活的群体和新的、年轻一代失去吸引力。相对而言，新的教会没有必须墨守成规的传统。为了顺利发展起来，他们必须专注于非信徒的需要。
转会式的人数增长只是使同一座城市里的基督徒从一间教会转移到另一间，因此，要使一座城市的基督徒人数实现显著增长，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大量新的教会。让我们想像一下，A市、B市和C市是同等规模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有100间教会。在A市，所有的教会都有超过20年的历史，这通常意味着A市中在过有规律的教会生活的人数正在减少，即使其中有4至5间教会变得“很出名”并且人数也有增长。在B市，只有一间教会成立的时间不足10年。即使这间教会吸纳的以前没有教会生活的人的数量是其他教会的3至7倍，而其他几间老教会也可以吸引一些新人加入教会，但大多数情形下也只是抵消了其他老教会人数减少的数量。因此，B市经常去教会的总人数基本保持不变。最后，在C市，有三间教会成立不满10年，这个城市中经常去教会的总人数就是呈上升的趋势。如果每年可以建立三间新教会，一代人就可以大约增加100间新教会，基督的身体在C市中会实现大幅的增长。
上面这个推算可能显得过于简单，我们知道复兴的确会发生，而且发生时就会通过教会的更新带来教会的急剧增长。然而我们必须把握最基本的原则，而且，信仰复兴的历史告诉我们，教会的更新总是会极大地促进教会植堂的事工。
3、更新城市中现有教会的最佳方式就是建立新的教会。当谈论发展新教会的时候，通常会引发的问题是：“那城市中现有的那些需要帮助的教会怎么办？在建立新的教会之前，你是不是也应该努力使现有的教会被更新而变得更有生命力？”答案是：建立新的教会是更新现有教会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首先，新教会把新的思想带进了基督的身体。他们有自由进行创新，因为没有人可以说“我们以前从来没那么做过。”他们因此而成为城市中基督身体的“研发部”。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一些老教会最初确信某种方式“不会有果效”，但当他们看到邻近的一间新教会用同样的方法获得了美好果效的时候，他们才有了勇气自己进行尝试。
第二，新教会为整座城市发现新的基督教领袖。老教会通常是通过任命以及亲缘关系确定领袖，而这就导致很多社区中不太为人所知的领袖被教会忽略。另外，老教会通常偏爱那些拥护传统和常规的领袖，而新教会则会吸引更多看重创造性，勇于冒险和创新，以及着重未来的领袖，因为这些教会的缘故，使得很多原本有可能被忽略的领袖得到机会运用他们的恩赐，而这些新的领袖最终也使城市中基督的身体大得益处。
第三，新教会向其他教会提出挑战，使他们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省察。新教会的成长通常都会使老教会为着他们的失败主义和悲观态度而谦卑悔改。很多时候老教会只是在将自己与新教会进行对比的时候才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异象、专长以及身份。有些时候，子教会发展得如此之好，使得母教会反而因子教会的影响力、热心和异象获得更新。新的领袖，新的事工、增加的会友以及额外的奉献收入时常会以各种方式“回流”入母教会，使母教会获得支持和更新。虽然看到曾经的好友和教会领袖离开去成立一间新教会的确会令人承受一些痛苦，然而到后来母教会通常会经历到自我尊严的极大提升，以及大量新的热心的教会领袖和会友的涌入。
第四，新教会可能是整个社区的“福音供应者”。新教会通常会有很多信徒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委身于老教会。新教会的氛围通常是外向型的，非常令人兴奋，但它们同时也在带领上显得不稳定或不成熟。一些信徒不能接受在新教会中经常出现的巨大变化，于是选择去到更稳定的老教会。有时新教会使一位新人认识了基督，但那位新信徒很快就发现他/她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教会成员的社会经济结构，于是转而选择了一间传统和文化显得更加熟悉的成熟教会。通常而言，一座城市中的新教会不仅为自己，也为老教会造就了许多新的信徒。
总之，充满活力的教会植堂是使城市中现有教会获得更新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是使城市中基督的身体获得成长的最佳途径。
4、使福音触及城市中多样化的群体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建立新的教会。新教会是使福音触及新一代人、新的居民以及新的人群的最佳途径。年轻的信徒在新教会中的比例总是出奇的高。老教会发展出来的传统（敬拜时间、崇拜的长短、情绪的反应、证道主题、领袖风格、情绪氛围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惯例）总是会反映从老一辈人中出来的教会领袖（他们有着能主导教会生活的影响力和财力）的偏爱。但那些领袖们的偏好却并不符合年轻一代的需要。
另外，新教会几乎总是能够更好地接触到城市中的新居民。老教会一般要求会友必须具备至少十年以上的会友资格才能被考虑进入领袖职位，但在一间新的教会，新的居民往往拥有和长时间的居民平等的权力。更新的基督徒和居民以更快的时间进入教会的领袖位置，他们的声音得以被重视的程度在老教会中是不曾见到的。
而且，新教会总是能够更好地接触到社区中的新社会文化群体。例如，如果一些白领上班族搬到一个居民主要是务农者的地方，一间新的教会就能够更好地运用福音回应那些新到居民的问题和关注点，而那里的老教会则可以继续专注于服事原有的社会群体的需要。从一开始就刻意建立多种族的领袖群体的新教会也总是能够更好地接触到新的种族群体。举例而言，如果一个纯白种人的社区变成拥有了33%的波多黎各人，一间新的、特别致力于包容两个种族的教会就会比一间长期由白人带领的老教会更能为新来的居民提供文化包容的空间。最后一点，几乎只有那些用移民自己的语言服事的教会才能够接触到全新的移民群体。如果我们要等到新的移民群体完全融入美国的文化和语言，然后进入现有的教会，我们要等上很多年才能看到那个群体第一次听到福音。
也就是说，教会植堂不是只适用于边缘地带或“异教”国家。因为今天的社会流动性极大，新老一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如此之大，尤其是我们的城市社区又在不断地变化，甚至只是为了保持自身的规模和生命力，城市中的基督的身体都必须开展有活力的、范围广泛的植堂事工。新的教会在接触不断涌入城市的年轻一代、新的移民群体以及新的居民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单单一间教会（无论她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可能很好地服务于一个多元化的城市的需要。只有通过大小不同的数百间教会的共同努力，才有可能触及到城市中的每一个社区，每一个群体。
5、新教会是唯一实现自我支持的事工，并且为城市中的所有其他事工提供更为广阔的基础。城市需要多种事工：青少年事工、校园事工、学校、帮补穷人的项目、传福音小组等等。但所有这些事工服事的对象都是那些无法为教会工人提供经济上支持的会众。即使在这些事工已经开展起来以后，也会一直需要来自基督徒奉献者在经济上的资助。
但新教会则只是在初建时需要外界的资助。几年之内她就会成长为可以自我支持的教会，并且还可以为其他事工提供资助。因为新教会将大量以前没有教会生活的人带入神国度的生命和事工，教会植堂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为神国度的事工增加捐赠者的人数。发展新的教会也就是“漾起万帆的潮水”——以最有效的方式帮助城市中所有其他事工发展壮大。所有这些事工都需要有新的基督徒志愿者、工人以及奉献者不断涌入才能得以持续，而新教会就是所有各种资源的源头。
历史案例分析：美国
在谢莱（Lyle Schaller）关于教会植堂的书中，他用美国教会的增长历史作为案例分析了我们上面提及的教会植堂的重要性。1860年，美国875位居民中有一间新教教会。然而，从1860至1906年，居民每增加350人，美国的新教教会就会建立一间新教会，从而使上述比例变成每430人中就有一间教会。1906年，美国教会中有一半以上的成立年限在30年以内。[4] 带来的结果就是居民中参与教会生活的比例稳定增长。例如，1776年美国信徒人数占总人口的17%，而到1916年已上升至53%。[5]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会植堂数量急剧下降，尤其是在主流新教徒中这样的现象尤为明显。这一现象有多方面的起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地盘”的问题。当城镇和社区在美国大陆被建立起来，每一处都有来自主要教派的教会和教会建筑，历史悠久的教会就非常排斥在“我们的社区”植堂。就像我们先前提及的，新教会能够非常有效地接触到新的人群，并且在他们成立的头几十年中快速地成长，但绝大多数美国教会的人数都是在这段时期内就到达最高值，然后就停滞不前或缓慢减少。[6]当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时，老教会变得并不善于接触新的居民、年轻一代、以及新的社会经济群体，但他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的社会变化，而且一旦听说其他某间教会在向新人传福音方面会做得更好，就觉得是对自己很大的威胁。另外，主流教会（如循道宗、圣公会以及长老会）在组织结构上倾向于集权和等级化，因此老教会就拥有更多资源为在他们区域中发展新教会设置障碍。结果就是只有那些更加独立和坚持公理制的教会可以自由地植堂。因此，浸信会、独立教会以及福音派教会在20世纪的成长速度比主流教派要快很多。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主流教会出现了大幅萎缩。[7]
我们能学到的历史教训是什么？总体而言，美国教会的参与和委身人数正在不断下降。而扭转这一颓势的方法无他，只有用最初使教会大幅增长的同样的方法。我们必须以一定的速度植堂，使每1000人中的教会数量重新开始增长，而不是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那样不断下滑。[8]


教会植堂的前提条件
教会植堂的各个阶段或步骤必须以取得下面两个方面的事工成效为前提：
事工取得成效的整体性条件
整体而言，事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这两件事的理解和联结：符合圣经的福音以及文化处境。
首先，你必须真正明白福音，在传讲中不能有一点律法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道德主义是没有恩典的绝对主义（其实不是福音的真理）。而相对主义则是没有真理的接纳（其实不是福音的恩典）。真正的福音的恩典，是神重价的爱，它是饶恕和接纳，但单单是因为耶稣十架上受死这一可怕的代价。神就是那样的圣洁，罪就是那样的可怕，但是，基督的死意味着那些在基督里的人绝不会再被定罪。在福音的传讲中，神的圣洁和神的爱必须得到同样的重视。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一项福音事工没能同时强调真理和恩典，它就失去了改变生命的大能，因为耶稣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1:14）。
第二，你必须了解你所服事的文化，并使你的服事与之相适应，适应的程度不能过多或过少。如果你使你的传讲和服事过分适应于一种文化，你就是接受了文化中的偶像。你只是说人们想听的，不给予他们任何的挑战。但是，如果你在适应文化上做得不够，你就是接受了你自己文化中的偶像。基督教信仰中的所有形式都是在某些文化处境中的“道成肉身”，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纯粹的，不受文化影响的信仰形式。如果一项服事在某种程度上适应文化过度或适应不足，它都会失去改变生命的大能。
对于城市教会服事的特别要求
要使城市事工有果效，你需要的是对你所处的社区和城市的异象，而不仅仅是教会的异象。你需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异象，看到当你的城市中有足够的人被福音改变并活出福音的样式的时候，你所处的群体和社区会有怎样的变化。
你还必须委身于你服事的社区，与其中的居民取得身份上的认同。如果你不居住在社区中，你所谈论的就会是那里的人们所没有的问题，也会忽略那些他们真正关心的话题。也就是说，你不会真正认识他们。
另外，你还需要有坚定的信念，确信福音和你的神学异象都是被需要的，而且对你所处的城市有着极大的贡献。但那样的确信必须通过理解事物的另一面来得以平衡——即，你也需要你所处的城市和那里的人们来教导你很多关于那里的生活的事，以及如何使用福音的资源为那里的生活带来改变。你要做的不是高高在上地觉得那里的人们很可怜，因着他们里面所具有的神的形象和神的普遍恩惠，你必须用开放的态度从他们那里学习很多美好的事物。每一个种族群体，每一个阶级和民族，每个人都从神那里领受了力量、恩赐、智慧和见识。你需要在他们中间寻找和欣赏那些恩赐，而不是只是注目于他们的过犯。
教会植堂的行动步骤
要真正建立一间教会，有4个关键阶段或步骤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学习、爱、联结和启动。它们是四个不同的阶段，但互相之间也有重叠。也就是说，植堂者是在联结和启动教会的同时不断地学习和爱。


学习
和你需要认识福音一样，你也需要通过研究来了解你要服事的人群和文化。[9]植堂者需要通过正式的渠道（如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文章和书籍），非正式的渠道（与人的面谈和对话），以及某些介于两者之间的渠道（阅读反映那种文化的小说，研究社区中人们阅读的期刊）进行研究。你想要学习到什么？你至少需要寻求理解以下问题：
• 社会学概况你的社区中居住的是哪些人群？有哪些人群的人数在减少，哪些在增长？要区分物质/经济的组群，组群之间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以及教育/心理组群。
• 内在生命的概况确定社区中的主要人群，他们内心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他们的渴望和满足是什么？他们最大的恐惧和问题是什么？他们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他们性格上的弱点和偏见是什么？
• 世界观的概况他们的生命哲学是什么？圣经真理的哪些方面是他们已经有所接受的（透过普遍恩典）？圣经真理的哪些方面是他们有所抵触和觉得反感的？有哪些象征或故事在他们思想的深处起作用？在他们的心中，“他们自己的故事”是什么？他们怎样定义自己（来自何处，去向何方）？
• 护教的“原始材料”对他们而言，是哪些“否定信念”让他们觉得基督教不可信？他们的否定信念中的张力和压力点是什么（在哪些地方他们也无法符合自己的标准）？哪些是A类教义（与他们已经接受的观点相似的圣经真理）？哪些是B类教义（他们拒绝接受，但实际上和他们的A类教义和谐一致的圣经真理）？
•信仰/机构概况服事这个群体的宗教团体/教会的情况怎样？他们是否是在成长？而且充满活力？他们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哪些事奉形式看上去有效？


爱
在投入精力学习的同时，你必须勤于操练爱。我所说的是基督教最广义上的爱的定义。你必须通过灵里的虔诚或属灵的操练，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提升自己对神的爱以及对城市中身边的人的爱。
悔改必须成为你所需要的这种新的强有力的祷告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阻碍我们的心领受神的爱，以及使我们对他人的爱和怜悯变得软弱无力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居住在我们内心的那些偶像，其中包括对别人的称许的过分需要，或是因自己的恩赐和知识而有的过度的骄傲，或是对关系中掌控权的过分需要。除非你开始过一种比以前更加有活力、审慎、自律的祷告生活，否则进入到教会植堂这样全新的经历中只会把那些偶像化的、有罪的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另外，在这个开始的阶段，你必须时常在个人交谈中和他人分享自己的信仰，然后为他们提名祷告，使你的心充满对他们的爱。你也要时常为城市中的社区和居民群体祷告，为城市祷告，正如耶和华神对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所命令的那样（耶29:7）。
教会植堂者不仅应该向非信徒彰显爱，还应该尽可能地彰显一个充满爱的基督徒团契。即使当时教会植堂者的家庭是唯一的基督徒团契，他们也应该邀请邻舍到他们的家里见证和经历那里的爱。
在这点上我最大的惧怕就是读者会跳过这部分内容，他们只是心里想，“噢，当然，我应该不住祷告，我应该去爱”，然后就开始去做那些看上去更重要的事。教会植堂可能是你可以经历到的在属灵和个人生命上最具挑战性的事。它也可能是你可以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和整个人类所做的最重大的贡献。我可以向你保证，当你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它所要求的属灵成熟度一定会大过你已经到达的状态。


联结
接下来，你必须将你通过学习和爱所领受的认识运用到两个范畴的处境化策略中：即，使福音与聆听者的心联结起来，使教会与社区生活联结起来。
1、使福音与人心联结起来。要具体化列明你要使“人们的故事”——即他们的渴求和盼望——融入到“基督的故事”中的方法。即，你可以用哪些讨论主题和观点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所有的问题、盼望、渴求都只能在耶稣里得以解决？写下两到三种社区中的居民问及时你可以给他们的简短福音陈述。要确保你的陈述能预见到那种文化中的人们可能有的对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并确保你的陈述就恰恰提供了那种文化在生命中一直在寻求的答案。另外，你还需要思考针对那种文化的沟通模式。人们在他们的日常沟通中是倾向于理性、直觉、还是具体？你会如何调整你的沟通方式与之相适应？你要处理的主要“否定信念”是什么？你会如何处理？
2、使教会与社区联结这是一项回答下列问题的策略：你如何确信你所处的社区了解你的教会，并且了解你的教会对城市公益的关注？以何种方式参与社区的需要会使周围的人们说 “有他们在这里我很高兴”？除了参加主日崇拜，还有哪些方式可以使外界的人们得以进入你的教会？有多少小组、事工、聚会以及大会可以定期使教会的会友和教外的人们建立个人的联系？你们教会的中型小组聚会（20-60名参与者）会是怎样的形式？它们会以何种形式自然和定期地向外界开放？（这些小组通常是基于职业或地理区域而形成。）小型小组聚会（3-15名参与者）会是怎样的形式？它们会以何种形式自然和定期地向外界开放？当新人和信仰寻求者在属灵上逐渐成熟时，应怎样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团契？应该怎样与他们建立关系？如何鼓励和教导他们？具体计划是什么？
总之，在挑战人们的错失、惧怕和盼望（传讲福音）的同时，要发展出一套服务于人们特殊需要的策略（使福音真理具体化）。


启动
最后一个步骤，你已经准备好“启动”教会了。根据你的教会的形式，这也许是一次公开化的活动，或许是一些只有你和与你同工的其他领袖知道的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在为这些事件或里程碑做计划的时候，要随时对神的主权保持敏感的心。相比做计划的过程，最终的详细计划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现实中的情况总是会修正你的计划，但做计划的过程则会使你有能力以与你的教会形式和异象协调一致的方式来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新的现实情况。
教会启动计划的行动步骤应该包含以下基本要项：
1)筹集资金的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未来一年、三年中，教会的事工需要多少资金？你们的资金来源有哪些？
2)开始新的事工的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你需要开展哪些事工来实现你的联结的策略？
3)建立领袖的目标以及如何达到目标。你需要怎样的领袖？你如何发现那样的领袖？你会怎样装备和引导他们？
4)对上述各项在将来一个季度、一年、两年的成长和发展情况的预测
基于你对两种主要的教会启动方案的选择，上述行动步骤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种启动方案可以称作“从上至下”式，主要的起始里程碑事件是一场庆典式的公开崇拜，包括会众唱诗和教导。简单而言，教会以大张旗鼓的形式启动，然后建立牧养关怀和门徒培训。对于由母教会的一个强大的团队建立起来的子教会而言，这种形式非常有效。对于那些有着很好的“众人面前”的讲道恩赐的植堂者而言，这种形式也非常有效。而它的问题在于，在这种方法中存在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学习和联结两个步骤容易被忽略。而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植堂者会倾向于只是简单复制母教会的形式。
如果还是可以用“启动”这个词来表达，第二种（或称“从下而上”式）是更为渐进式的教会启动形式。一位植堂者住在社区中，学习、爱、传福音、做各样服事，并看到一些人归正。他把归正者聚集成为一到两个较小型的聚会，他们定期在植堂者或其他人的家里聚会。第一个教会启动的里程碑事件是把这些信徒组成一个15到60人的中型周间聚会，让一起归正者一起担当带领，然后又分成3到4个小组每隔几周或几天举行更为亲密的团契。等到教会增长到有2到3个这样的中型组（每个中型组都有多个小型组），有超过100人参与之后，一个更大的公共主日崇拜就开始了。简单而言，这种启动形式是从小规模的聚会开始，然后逐渐成为更大的、更加公共化的聚会。对于那些具有很好的一对一传福音恩赐的植堂者而言，这种方式最为有效。而它的问题在于，这种方式不太容易能吸引和保持那些想看到更多的教会人数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如果教会事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只停留在一个很小的规模，就意味着植堂者没有能够培养出新的领袖。而植堂者也会经常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因为长时间都只是很小规模的教会无法获得太多的奉献。
在这两种主要的启动形式上是可能有很多的变化的，这两种形式就是两极，中间存在大量综合的形式。


结论
无论是对于基督的身体在任何城市中数量上的增长，还是对于城市中现有教会的不断更新，充满活力、持续地建立新的教会都是最重要的一项策略。没有什么别的事工像有活力的、广泛的教会植堂那样拥有持续性的影响力。圣经、社会学以及历史上的证据已经极为有力地证明了建立新的教会在基督教事工中所处的核心地位。
最后，我们不是要到保罗那里去学习教会植堂的重要性，而是到耶稣那里，这位最高的教会植堂者有效地建立起他的教会，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太16:18）。他建立教会的领袖，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们（太16:19）。他在使徒彼得的信仰告白（即上帝的道：太16:18）之上建立信从他的人。当我们建立教会时，我们是在参与他的事工，如果我们获得任何一点点成功，是因为“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林前3:7）



注解：
1、John R. W. Stott, The Message of Acts: The Spirit,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94, p.255.
2、Tim Chester, “Church Planting: A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in Multiplying Churches, ed. Stephen Timmis, Fearn, Ross-shire, UK: Christian Focus Publications, 2000, pp.23–46.
3、C. Peter Wagner, Strategies for Church Growth: Tools for Effective Mission and Evangelism, Glendale: Regal, 1987, p.168.
4、Schaller, 44 Questions, pp.14-20.
5、Roger Finke and Rodney Stark, 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Winners and Losers in Our Religious Economy, New Brunswick: Rutgers, 1992, p.23.
6、Schaller, 44 Questions, p.23.
7、多数的福音派信徒认为自由神学是主流教会萎缩的原因，但谢莱证明了（不过也有可能以前就被论证过）缺乏教会植堂是另一个原因（Schaller, 44 Questions, pp.24-26）。芬克和斯塔克（Finke and Stark）说明了像浸信会这样可以自由不受干涉地植堂的独立教会是如何迅速增长的（Churching, p.248）。我无法确定芬克和斯塔克的援引是否可靠；谷歌在线图书搜索中无法找到这些记录。
8、诺尔（Mark A. Noll）近来提出，事实上美国所有的教派在19世纪中的增长速度都高过人口的增速——这是基督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增长之一。见The New Shape of World Christianity: How American Experience Reflects Global Faith,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2009, p.112. 他认为其原因是，那时的基督教更具有主动性和开创性，而不那么依赖于欧洲教会和社会中那种掺混了形式化和法理化的方式。而这种开创性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教会植堂。
9、民族志致力于从参与者的角度来了解一种文化，要了解背景知识可以先去看James P. Spradley的经典文章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另见Planning Strategies for World Evangelism, edited by Edward R. Dayton, Eugene, Oregon: Wipf & Stock Publishers, 2003以及Craig W. Ellison’s “Addressing Felt Needs of Urban Dwellers,” in Planting and Growing Urban Churches: From Dream to Reality, edited by Harvie M. Conn,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1997。



《教会》2011年11月总第32期(https://www.churchchin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