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救赎长老教会简史

云飞

选自《Redeemer教会植堂中心植堂手册》

救世主长老会简史

萌动最初的想法：1987年3月：

　　特里.盖革，之后是北美使团（MNA）――美国长老会（PCA）植堂机构的策划，他带我到费城唐人街的一家餐馆用餐，并建议我在曼哈顿建立一个教会。特里说，他已经看到，在纽约，近郊教会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扩展到城市的商业中心。这样，“从外而内”模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建议在城市中心有强大的教会能为中心地区的社区和人群建立新教会的城市，采取“从内而外”的事工策略。

　　他之前也和其他一些牧师探讨过这项事工的前景，邀请他们加入，但是都被拒绝了。而他也告诉我，为什么他认为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坦率地说，我丝毫不记得他给了我哪些的理由。我只记得我当时相当恐惧战兢，但也有些激动和面对挑战的兴奋感。于是我对凯西说：“我对这个想法10％的兴趣。”而凯西却不以为然：“为什么你还会对那种想法如此感兴趣？”后来，我拒绝了特里的提议。但后来因为我成为了MNA的兼职职员，并到费城居住（在费城，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作教导），我同意为植堂对纽约作一些研究调查。

　　我回到我之前担任工作的团队（罗恩.路特斯与克莱依.戴维斯新生命长老会）并和他们分享了在纽约植堂的挑战是如何吸引和感动我的。但是当我和特里谈话时，我马上意识到，我的祷告和灵修生活现在还不能胜任这样一个事工。我意识到我属灵的生命已经变得“松散”。于是我回到神的面前悔改，并开始了灵里的恢复。

“达成一致”：1987年6月
　　在一次美国长老会（PCA）的全体集会中，特里.盖革邀请我，还有两位与我同龄的PCA牧师斯科普.莱恩和乔.诺弗森，进行我们四人的午餐会。原来纽约市东61街的三一浸信会在之前已经和乔取得了联系。那是个不到100人的小教会，最初是瑞典人的集会，但是现在已经吸引了不少纽约市的中产阶级来参加。而由特德.盖迪带领的该教会的领袖小组还有着更大的异像。但他们的教会现在还没有专职的牧师，他们希望有一位有力的牧师能针对曼哈顿的职业人士传道。新生教会狄摩斯会也正在向这个人群开始宣教事工。三一浸信会的知道，加略山浸信会和三一浸信会都不擅长对老于世故、受世俗文化影响甚深的精英层人士进行事工。所以狄摩斯会的新归信者需要一个合适的教会，这样他们也能把他们的朋友也带进教会。尽管乔是长老教会成员，但是三一浸信会的研究委员会还是希望能够招募到他。（乔是一位一流的演讲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属神的人。）

　　1987年春天的时候，乔拜访了三一浸信会和狄摩斯会，并在那里讲道。那正是特里和我第一次提到在纽约市植堂的时候。当时乔就意识到了一些潜在的可能性，如果有合适类型的教会出现，事工将会被大大的燃烧复兴起来。但他觉得他还不能离开当时的教会。在他拒绝了他们以后，乔和斯科普谈及此事。斯科普是在康乃狄克州达理恩市成长起来的牧师，他对纽约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之后，斯科普又与特里的谈到这件事情。现在，也就是特里，把我们招聚在一起。乔说道，现在在曼哈顿建立一个强调教导和传道的福音性教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无疑为我们在曼哈顿植堂的“疯狂”念头又添了一把新火。

首次的禾场调查：1987年10月

　　美国长老会（PCA）在纽约市弗卢胜的牧师萨姆.林带领我和吉姆.海琪进行了首次的禾场调查。萨姆.林在80年代曾经建立了圣约教会。他带我们去进行了三次很重要的接触会面：新生命教会的格雷.克雷恩科尼切；基督徒宣道联合会的芭芭拉.本杰明.阿克尔；而在狄摩斯会我见到了戴安.巴赫和事工执行主管罗恩.弗雷泽。那之前，我们也与其他一些大学有过接触。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很多不错的建议。芭芭拉说，“纽约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城市。你别想你能驯服解救它。你必须学会尊重它。”我记得格雷谈到，在这里许多事工都失败，或是几近失败了，原因就是“首先，纽约比其他任何城市的人口都要多；其次，钱在这里是个大问题。这里的消费很高。你必须要面对这些现实。”

　　而对我们来说，最有帮助的会面就是在狄摩斯会。他们正在开始对一些雅皮士（中上阶层的年轻专业人士）进行福音事工。而这些雅皮士们也谨慎委婉地承认，他们不知道该把他们新归信的朋友带到哪里的教会。同时，狄摩斯会的人们也意识到，因为这里缺乏充满活力的教会，狄摩斯会不得不承担起一些圣会的功用，如咨询服事，团契，服事，门徒造就等，但是这些并不是他们最初的呼召。狄摩斯会的同工也认为，这里需要更多的教会。而令人惊奇的就是，当时曼哈顿只有两间教会：在乡村的恩典圣公会和位于西街57号的加略山浸信会。这两间教会却因为这里的职业人士确实需要一个正规的事工，而要为他们提供所有的服事。

　　经过整整一天的考虑，吉姆，萨姆和我在第三街的一家餐馆一起吃晚餐（我已经不记得是哪家餐馆）。我们一致同意正式向北美使团（MNA）建议开始在曼哈顿建立新的教会，并开始着手进行一些准备。那天，是10月13日。

核心小组：1987年12月

　　本来我应该回到纽约，并立即开始与之前我们会面的人谈关于开始建立的教会的事情。我尤其需要邀请一些狄摩斯会的同工来帮助我们。然而，秋季学期开始了，我的教学任务比较繁重，同时，要邀请人们支持、加入一项冒险活动，我感到有些压力。因为我不知道谁将成为这间教会的牧师。所以，在那个秋天余下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去曼哈顿。

　　PCA西班牙河流教会在波卡雷顿的牧师，戴夫.尼古拉斯是特里.盖革的朋友。他从特里听说了关于在曼哈顿植堂的构想后，十分兴奋。那年的十二月，他和他的夫人到纽约度假，突然打电话给戴夫.巴赫，并到执行事工会亲自拜访了他。戴夫.尼古拉斯直截了当的问戴夫.巴赫是否愿意加入到植堂的事工中。当戴夫.巴赫表示对此事非常感兴趣，尼古拉斯马上给我打电话，并对我说：“嗨，你什么时候开始植堂？这些人随时可以和你见面。戴夫.巴赫说他会组织好一个有趣的团队一起来做这项事工。”我当时有些局促不安，因为我对此事竟如此漫不经心。于是，很快地，我在曼哈顿安排了一次会面。戴夫.尼古拉斯和我，巴赫夫妇以及他们带来的其他三对夫妇――格雷.克雷恩科尼切、卡罗尔.克雷恩科尼切夫妇，罗恩和帕特斯.弗拉斯特夫妇，以及B.J.和希拉韦伯夫妇。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四对夫妇中有三对表示他们愿意加入到这项事工中。（这三对夫妇当时都是校园传道会的同工），而韦伯夫妇则表示愿意支持这项事工，但不会加入。

　　最后的问题就是：谁将成为这个教会的植堂者？“我可不要。”我说道。我告诉他们，我在威斯敏斯特刚刚待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还不能离开那里。我们也达成一致：物色一位牧师来担此重任。三对夫妇表示他们会负责物色到这位牧师。

城市事工网络：1988年春天

　　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到纽约――几乎平均每周会在纽约待上一天。我会去狄摩斯会，听他们的讲道，并在之后与一些非基督徒交谈。我会问他们“你为什么会来这？”。有人（比尔.马汉）说：“尽管我一直都在城市居住，但是当我来到纽约，我发现这里的压力太大，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于是我意识到我需要一个灵魂的归属。”执行事工对我而言成了一件口头的事工网络的工作。一般来说，当我与人会面的时候，无论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都会问他们两个问题：什么样的教会能真正帮助、满足曼哈顿人的需求；你知道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并可能会对在这里建立新教会感兴趣？慢慢的，我开始发现，到目前为止，这个新教会最需要吸引的既不是老信徒也不是非信徒，而是刚刚信主的新信徒。因为他们没有教会经历，所以不会带着大堆的期望来到教会，并且他们也与非信徒有着相当广泛而密切的关系，这样他们可以邀请那些非信徒来教会。

　　我继续对纽约市作一些调查研究。初步的调查发现，从这里有许多情况对植堂不利，亮起了“红灯”。1）纽约的整体人口增长得相当缓慢。2）包括英国人和黑种人在内的中产阶级，随着20年一次的大潮离开纽约。3）自从1987年华尔街大萧条之后，纽约已经有250，000的人失去了工作，并且经济将会继续衰退（尽管这一点，我当时并不知道）。4）随着犯罪率的增长和学校的堕落，整个城市的生活质量都在走下坡路。5）在曼哈顿要运作一间教会需要花费的成本太高，如果没有捐赠基金或是持续的政府宗教津贴，教会根本无法建立起来。

　　但是，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却透露出另外一些讯息。尽管纽约的中产阶级正在减少，但是有其他三种阶层正在增长：职场精英人士；新移民来的人群和族群；以及赤贫阶层。纽约的经济和文化正在迅速的相剥离。在知识工作者中，正在兴起一个新的职业阶层。各种新移民蓝领阶层的社区也在逐渐形成。而城内的赤贫阶层也越来越远离其他人群。然而，几乎所有福音性的新教教会的服事都是针对人口不断缩减和老化、母语为英语的中产阶级进行的。（甚至美国黑人教会的情形也是如此。）几乎没有教会在尝试向那些新生的后现代年轻专业人士、新移民和他们的受双重文化影响的孩子，以及那些最贫穷的居民宣教。为了在纽约新兴的人群中更好的传道，我们需要一批新的教会。这些教会要在知识份子当中建立，要自下而上的建立在年轻的职业人士、母语非英语的新移民和他们的孩子中，也要建立在赤贫阶层当中。这个发现是相当令人兴奋的。尽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然，我也很想知道，我所对这一情况的把握是不是准确的。

　　那时，我通过狄摩斯会认识了克里斯.休斯。他是我找到的第一位音乐家，也是第一个答应加入植堂事工的人。他向我保证说，在纽约还有能被用于教会事工的巨大音乐才能未被开发和使用。

令人沮丧的寻找过程：1988年2月－6月

　　整整一个春天，我都努力地招募和寻找合适的人来带领作教会的最高领袖。我努力地鼓动斯科普.莱恩，并和他在曼哈顿见面。但是因为一些正当的家庭原因，他不能担当这个职分。后来我们也鼓励迪克. 考夫曼。终于，到了6月中旬，迪克答应来纽约担此大任。他和莉斯带着迈克（尽管那时他才13岁）来到纽约的道尔顿学校进行面试。当我们离开纽约到英国度假并进行为期三周的巡回演讲，我和凯西才松了一口气――我们终于找到人来担当此任了！巴赫夫妇非常热切地想要开始事工，并对我们为何用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开始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我非常清楚的一点就是，如果到了夏天我们还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那么整个核心小组将会失去继续的兴趣。

　　我们之所以会感到如释重负，是因为在整个招募、寻找合适人选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一些争议点也开始在我们身上作工。凯西写了一封信给其中一位候选人的妻子，但这位夫人并不愿意搬到纽约。凯西的信中问到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不断鼓励她到纽约来。而问题是，当她指出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植堂的时候，我们也开始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做？之后，我也开始考虑自己去纽约建立第二或是第三个教会的事情。与此同时，神也开始使用我们定期在纽约的会议在我身上工作。神的大能和生命以及整个城市的破碎占据了我的整个思绪。对我而言，其他的城市和地区都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呼召：1988年6月

　　当我们从英国回来以后，迪克告诉我们他决定不来纽约植堂了。他的长老极力劝说他，并且让他仔细考虑自己的恩赐和需要。而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不应该来纽约植堂。他打电话给我，很抱歉地拒绝了我。我立刻去了纽约和弗雷泽夫妇、巴赫夫妇以及克雷恩科尼切夫妇会面，并告诉他们这个坏消息。会面中，戴夫.巴赫挑战我考虑自己来植堂。因为他打电话给费城的第十长老会，要了一些我在那讲道的录音带。听了那些录音带以后，他对我重新产生了兴趣。“我认为你该好好想想上帝是不是在呼召你到纽约来。”我告诉他，我觉得我应该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至少再待上一年。戴夫不肯放我一马。他说到：“那好吧！你就考虑考虑一年之后来纽约。”我答应考虑，并于两周后――7月1日告诉了他们我的决定。

　　那段时间我的向状态相当糟糕，因为我知道我没有理由拒绝这项事工，但是我觉得自己完全不能担此重任。我知道，每个人在要开始一项事工时，都会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这次不一样。我知道从人的方面来说，我已经和其他植堂者一样被很好的装备。但是我同样也知道，要植堂靠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这意味着，在这项事工的关键因素，不是我的能力而是我对上帝的爱和依靠。我感到我属灵生命的状况将会展示在大家面前（最糟糕的是，展示在我自己的面前）。可是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也知道再过几周，这个植堂的好时机就很可能会被错过。凯西的拒绝帮助却成为了最大的帮助！“亲爱的，不要说：‘我会做任何你想要我做的事情’。别把这事儿推到我这儿。这是你自己的决定，而无论怎样，我会支持你，但是你必须对你的决定负责。”

　　于是我为此祷告。一天我正在读古纳的《穿上全副军装的基督徒》，一段话感动了我：“带着信心顺服上帝比指挥人类的一支军队更需要巨大的精神能力；做一名基督徒比做一位军官还需要精神的力量。”我意识到，如果接受这个工作，我必须要变得勇敢。我必须一直勇敢的生活。即使我拒绝了纽约的教会，我也不能再作懦夫。所以，我要去纽约！7月1日，我向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递交了年度通知。从此，我的祷告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状态。我并不对此感到惊讶。

资金方面的考验：1988年7月－12月

　　谨记格雷说的话，我听取了其他居住在曼哈顿的朋友的意见，我告诉MNA这次的预算是以往其他地方植堂头一年预算的三倍。我不仅仅和一些已经破碎教会的同工谈论到这个问题，也和南方浸信会以及福音布道会对此事进行了交流。他们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没有在曼哈顿植堂的原因。每个人都说，因为这里需要在一般地方植堂资金的两到三倍。这是上帝是否要成就这项事工的第一个考验。MNA开始不同意，但是特里在中间进行了一些交涉，最后MNA答应了。西班牙河流长老会和爱的恩赐女子会奉献了100，000美元。PCA的两位弟兄姐妹（特里去筹集的）分别奉献了60，000美元和50，000美元。两到三个其他的教会也奉献了将近15，000美元。这样，我们有了近225，000美元的资金，而我们第一年的预算是158，000美元。我还没听说过，哪个PCA的教会或是任何其他教会，在开始植堂的时候这么高的预算，能筹集到如此多的现金。

　　这个预算的实现，使得我能做两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一，这使我能在纽约中心居住，而不是像大多数曼哈顿的牧师一样，只能住在市郊。为此，包括PCA内部的人员在内的很多人对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在纽约的中心居住实在是没有好好的使用奉献，甚至暗示这是非常奢侈浪费和傲慢的行为。但是我从比尔.克里斯宾和哈维.科恩那里学到一件事，尽量居住在你事工人群的附近是绝对值得的花费。第二，有这样丰富的资金上的供应，也使得我在清楚掌握了事工发展速度之后，能够马上聘请一些新的全职人员。同样，这在植堂过程中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般来说，一间新的教会在聘用其他一些人员之前必须已经能够完全自养一位牧师。尽管奉献已经滞后，而我们仍然需要外部的支持，然而，在我们事工队伍一达到200人的时候，我还是聘用了其他的事工人员。而另外一方面，在我了解到未来的增长模式之前，我和我的事工人员并没有真正开始事工。事工队伍迅速地增长到400多人占据了整个预算而并没有开始任何事工，这使我们面临巨大的压力。我想，这对我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负担和困扰。这也可能迫使我更多地考虑事工的人数问题，而不是个人的福音传道。

　　总而言之，这笔预算使得我们能够迅速地顺应可能的增长模式，也使事工人员能在城市的中心居住。这样，我们能真正地了解我们事工人群的生存环境，也能被此所激励。

空间――最后的边界：1988年11月

　　所有我听到的关于在纽约进行事工的信息都透露出一点，在纽约寻找事工的空间是场噩梦。几间我所知道的教会都在因为人数不够和困扰环境的因素太多而不得不经常搬迁。而在我几乎还没有做出任何调查研究的时候，罗恩.弗雷泽早就开始常去上东区散步，并注意到了位于87街111E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罗恩发现，这间教堂似乎没有其他的集会。罗恩告知我这间教会的地址，但是我并没有在黄页上找到它们的电话号码。所以，必须由我或是罗恩亲自去那里，以获得联系方式。当我终于见到了那里的牧师约翰. 麦克拉提时，他感到非常惊讶。原来之所以在黄页上找不到它们的电话，是因为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于是1988年12月，我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函给他，而他也非常愿意将教堂租给我们以供每周日的集会用。结果证明，正是因为它们的电话没能被登在黄页上，使得其他人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在他们把教堂租给我们之后，马上就有其他的一些事工小组要来租这个地方了，不过，已经被我们抢先和他们租下了。所以，几乎不付吹灰之力我们就以相当低廉的花费为我们的事工找到了极好的地方。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汉尼拔和西布莉.西弗正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作事奉。他们非常支持救赎主教会的事工，所以当其他复临安息日会的成员对我们对教堂带做的一些修整开始有些不满的时候，他们在幕后为我们作了许多的工作。在这对我们这样一个还很稚嫩的社区事工非常关键的时期里，搬迁将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而汉尼拔和西布莉.西弗的工作，保证了我们在那个教堂待了近4年的时间。

箭在弦上：第一个社区：1989年2月

　　接下来的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这个领袖小组需要聚集在一起，获得一个统一的异像。在设定异像的过程中，作为领袖，我既不能太过被动，也不能太过独裁。从那年2月第二个周日的下午开始，凯西和我（每次带上一个儿子）每周都会在巴赫家的客厅与那些对植堂感兴趣的同工会面。除了克雷恩科尼切夫妇、弗雷泽夫妇和巴赫夫妇以外，我们还找到了雷恩和杰姬.亚瑟（通过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学生联系薄），以及马林.亨思利（通过新生命教会的联系）。这两对传道会夫妇又为我们带来了劳拉.菲尔斯以及卡罗尔.霍尔特。这就是第一次会面时的所有参加人员。在2月余下的日子和整个三月我们都定期见面。其他定期参与的人员还有克里斯.休斯和茱莉.戴斯林（他们8月才加入），洛林.波特，凯西.凯莱（阿姆斯特朗），以及拉里.怀特和莫尼卡.梅。

　　我决意我们的会面不要成为一个圣经学习小组，而应该是一个祷告会和异像讨论会。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明确地知道，一个真正信仰的福音教会在曼哈顿应该是什么样子，能够成为什么样子。我们的会面包括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有一个小时时间。头一个小时是集体讨论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第一周，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在曼哈顿的非基督徒朋友的情况如何？”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讨论并描述出曼哈顿非基督徒属灵概况的。接着我们根据这个概况开始设定我们的事工计划。我们又提出“什么类型的教会能满足这些人群的需要，而同时又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之上的？”我记得，在几周后我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有哪些需要是周围的教会在服事中没有顾及到的？”在头一个小时的集体讨论之后，第二个小时，我们会用来祷告。

　　那么我们为之设定事工计划和祷告的曼哈顿人的状况究竟如何？他们相当的聪明，他们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已经是专家，或是他们立志成为专家。他们有着数年的心理、社会咨询的背景，他们通常会从心理学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在性方面相当的活跃。他们非常专注于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很多社会关系都是在工作领域建立的。他们对待社会道德持自由主义态度，有亲密关系恐惧症，生活高度私人化和个人主义。他们非常孤單；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不计其数的转型。他们长期需要信仰，却又已经尝试过至少2-3个宗教信仰。他们对有组织的宗教机构，尤其对福音派的基督教相当的不信任。

　　就我所能记忆的（我有许多早期的文档记录可以证实），我自己对教会的异像仍不太清晰。我有理查德.洛夫莱和杰克.米勒式的建于信仰之上，通过公义的再发现对属灵复兴的委身，也有对圣经原则中城市重要性的非常全面的认识。我把这两样我所知道的东西，带到了我们的讨论中。而其他人似乎对这两方面还没有深刻的领悟。另一方面，传道会的人们有着非常大的传道热情，并且他们能被迅速而有效的组织起来，这使我开始了一些思考。所以，我并没有只是把异像抛出来，然后说“跟随我”；而是通过以下的做法，使领袖小组继续讨论：在讨论当中，我会自己作一些笔记，然后每个星期一我会把这些记录输入到“我们这周产生的决议”一栏。这使我有机会能在那些我们在会议中常常产生分歧的问题中做出选择（有时这些问题是由同样的人提出！）。同时，这也使得我能够将其他人在此过程中贡献的想法，放到一个整体连贯的、我认为需要突出强调的事项中。每一周我都会把在上一周的研究结果写到我要发出的祷告信中。由此，每一周，我们都在上周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建造。渐渐地，一个异像被整合出现了。

最初的异像和信仰核心：1989年2月-3月

　　我们通过这些会议所讨论得出的最初的异像（我们称它为“事工哲学体系”）有着以下的目标宣言：

　　通过栽培、装备曼哈顿的职业人士，使他们能在他们的关系网中为基督传播福音，改变纽约，进而改变整个城市。

　　这个异像的宣言是为了回答以下的问题：为什么要在已经有了如此之多教会的城市还要建立新的教会？而答案就是：为了让在曼哈顿工作和居住的人们有一个适合他们的教会，在这个教会中他们的信仰能得到成长，并且他们可以将他们的非信徒朋友带到教会中。

我们还有写下了以下的宣告，这些宣告就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信仰核心了：

　　关于福音：是律法更是恩典。福音能改变任何人和事。不要成为只重律法或是廉价恩典的教会。

　　关于圣经：绝对的权威但是是立约式的，也是个人的。不仅仅一本规范，也不仅仅是文学作品。

　　关于城市：上帝爱这个城市。上帝的国度也要在这个城市成形、成长。不要从城市中抽离，也不要被这个城市的价值观所影响。

　　关于教会：一种连接的形式。要非常具有我们地区和社区的特色，真实地与这个地区连接，并对本地本国的其他教会也有责任。

在这两个月里，我们还一起学到一些其他的功课：

　　我们必须展示出我们的历史根基。“长老会”和“圣公会”是大多数纽约人仅仅知道的新教教派名字。而其他的，对他们来说都是“异教”。我们不应该轻看了我们的历史传统。历史性的敬拜仪式和古典音乐对于有学识的曼哈顿人来说，颇具吸引力，而情绪强烈的现代基督教敬拜，反而很可能使他们不习惯。并不是领袖小组的每个人都提到了这一点，但是当这一点被提出时，对我而言，是真理的警钟。这是对我的一个启示。我在费城新生命教会的经历是建立在现代赞美音乐之上的。于是我在很早就决定，我们的敬拜应该既要试试用古典音乐又要试试用现代音乐，然后看看哪种更好。甚至我们的标识（在90年代早期由芭芭拉.欧露设计）也是寻求彰显出一种古典气质，当然，同时也是永远入时的。

　　我们必须有智慧地布道，并且不能带着非基督徒的一些行话。曼哈顿的文化是一种专家文化。这里的居民不会去听一个他们认为不是专家的人说话。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你可以试试在知性上来挑战他们。总的来说，曼哈顿人喜欢思辨，有对抗性的思维；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平和的告诉他们事实。但是他们对圣经一无所知，所以对他们的布道也必须不以任何信仰背景或是基督教背景知识为基础。

　　由于传道会事工人员的影响，我们在激励所有成员使他们充满传道热情方面非常积极。所有的布道和敬拜都是完全针对非基督徒进行的，甚至是在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来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讲道就像有他们在场的时候一样，他们就很可能被吸引来――这是我的核心小组向我保证的。这里的基督徒非常希望能带上他们的非信徒朋友来到一个能使他们的信仰看起来很不错的地方。他们希望在聚会后能对他们的朋友说：“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一直想和你说的福音。”我们意识到，我们教会生命力中最关键的事情就是，基督徒来到这里敬拜，然后说：“我想要怀疑我信仰的朋友到这里来看看！”

　　最后，我们必须拒绝对这个城市的负面看法。核心小组的不同成员思路各个不同，但是最后都得到了同一个结论。而现在，我们就要彼此加强深化这个结论。格雷和赫尔的生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传道会模式渐渐进入了事工模式――开始学着拥抱和爱这个城市本身，而不仅仅是去改变这个城市中人们的信仰。巴赫夫妇以及弗雷泽夫妇本性就爱纽约。（帕特斯.弗雷泽就是在公园大道长大的）。我们意识到很多福音性的教会对这个城市有一些潜在的负面看法。所以，他们吸引的也大多都是并不打算在此久居的人。我们决心要以基督徒在这个城市的生活为喜乐，并要强调以此为喜乐的重要性。

　　我发现以下的三个宣告，在我和人们谈到教会之前就不断地出现在我自己做草稿的笔记簿上。这就是最接近我们最初异像的表述。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不仅仅是我们敬拜的场所，也要是我们那些此时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的敬拜场所。（这背后的意思就是，确信福音是改变任何人的关键。福音是信徒和非信徒都需要经常听到的信息。）

　　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的事工，也要是为着整个城市的平安和益处的事工。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仅仅使我们的教会成为更好的教会，而是要使整个城市成为更好的城市。（这背后的意思就是，确信对于基督徒来说，在大城市居住和事奉是再好不过的。）

　　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教会，而希望成为一场福音的运动，服事所有的教会，也要建立新的教会。（这背后的意思就是，确信真正的教会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包含了所有的种族、阶层和文化，不是哪一种敬拜就能真正代表基督。）

晚间聚会：1989年4月-9月

　　作为一名长老会成员，我已经很习惯于考虑和计划两年内的事，而不仅仅是两个月内的事。而传道会的同工（尤其是巴赫夫妇）却是迫不及待的希望马上开始事工。所以，我们决定在四月的第一周，在基督降临盼望会开始敬拜。因为当时我仍住在费城，而晨间的敬拜应该是井然有序，力求完美，所以我们决定先在每周18：30先开始周日的晚间敬拜。我们决定不称其为“敬拜”，而是称为“为在纽约建立新的教会而预备的一段教导和彼此认识的时间”。这样，我们给自己减压，让我们不用一开始就必须达到很高的标准。而同时也使得那些参与者没有太大的压力：他们不是真正的参加一个“教会”，所以他们也不用感到他们必须做出什么承诺。我们达成一致的是，核心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要邀请一些人，希望首次的聚会能有50个人。

　　那么――有没有人来呢？那些我们想要邀请的人，曼哈顿新信主的和非信徒来了吗？我们首次的聚会竟然就有85人参加，不过其中包括25个左右是来自新泽西矮山城的一个小型PCA教会。在那次以后，我们每周都有50-60个人来参加聚会。

　　令我感到满意的是，一些来自曼哈顿的年轻职业人士，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新信徒，从狄摩斯来，希望在新教会找到归属感。我估计其中大约40人属于这种情况。我在1988年9月曾在狄摩斯讲道，当时吸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所以他们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在接下来的5个半月中，我们继续晚间的聚会。聚会也稳定地成长，一直到夏天。聚会中既有经文诗歌，又有赞美诗。到了夏天，康勒一家搬到了纽约。到了9月，晚间的聚会每次平均有近100人来参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非信徒都是由他们的基督徒朋友带来的。看来这行得通。

晨间敬拜：1989年9月-1990年8月

　　1989年9月的最后一个周日，我们“正式地”开始了有点礼拜意味的晨间敬拜聚会。基本上以历史和古典音乐为主，不过我们的晚间聚会还是继续使用现代基督教敬拜音乐。两个聚会都吸引了90人，另外有30人两次的聚会都会参加（这样，很快就有了150人参加我们的聚会）。到了秋天，第一次的转变发生了。上帝的大能开始彰显了。每次在聚会之后，教堂的楼上楼下都会挤满了成群的人，他们通常会再交谈上一个小时，话题也常常是深层次的个人问题和灵性问题。由于教堂仍然很小，我（和其他的领袖）几乎可以和每周新来的人见面认识。很明显，每周来参加的人有近20％是非基督徒。于是我们建立了一个协调小组，其功用就是一个非正式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小组的成员每周五的早上见面一起祷告。每周几乎每个成员都能说出一些关于他们带到救赎主教会或是在教会见到的非信徒的情况。到1990年1月，参加教会的平均人数超过了200人。到了春天，我们又在下午4：00开始了一个与晨间聚会类似的聚会。到了7月，参加教会的全部人数接近300人，而7月和8月间，人数实际上增长到近400。

　　我的事奉生涯中最模式化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周与参加聚会的人们会面。通常他们会在聚会结束后来找我说，“我希望和你谈谈。”我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专职人员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在最初的6个到9个月里，我几乎每周要见25-30个人（通常是在咖啡馆里），和他们谈论属灵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中很多人都是非信徒。他们带我进入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世界。一位有着常春藤联合会学校学历的女孩从事着薪水只有700美元的夜间电话服务工作。许多年轻男孩和一些女人告诉我他们同性恋的生活。我很快地了解到在华尔街工作的人们的压力。我还与佛教徒、穆斯林教徒谈话。而这些最有意思的影响是在对我的讲道上。每周我都会有两打人对我的讲道给我直接的反馈（通常是无意地）。于是，我也很快的知道了我讲道的哪些部分是击中了要害，而哪些部分让人们觉得不明白，或是无法切入人们的生活。通过这些真实生活中评估的连番轰炸，我的讲道也不断地被调整。

　　第一次筹集的奉献已经用完了，而现在每周有3，000美元的奉献收入。这样的速度刚好能达到第一年的预算。我立即修改了第一年的预算――提高了它――然后开始寻找更多的同工。1989年12月，我们聘请了伊冯.杜德作我们的行政管理。1990年3月，我们又聘请了一位兼职的牧师助理斯科特.谢尔曼。当时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研究生，到纽约的交换学生。1990年8月，我们聘请了杰夫.怀特作为我们的全职传道牧师。而杰夫当时是费城第十长老会的助理牧师。

　　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对参加我们教会的人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发现在我们邮件列表上超过三分之二的人们可以步行到教堂，因为他们都住在三个上东方向邮编之一的地区之内。比起现在，教会那时的白人居多（占80％），单身的更多（占85％）。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许多福音派的老信徒远离了我们。非常有名的传道人戈登.麦克唐纳去了三一浸信会，也吸引了大批的信徒去那个城市。众天使圣公会的马丁.米斯在他的事工也是有相当超凡的魅力。这意味着我们的救赎主教会不是被从城市各处而来的福音派信徒和那些搬去市镇居住，与纽约的非信徒没有建立关系网的信徒所充斥。

事工分水岭：1、福音传道和复兴：89年秋-91年春

　　事工的第一个分水岭或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在事工中心有着属灵复兴动力的教会。福音能不能成为一种能力，使得那些沉睡已久和名义上的信徒苏醒，使得那些居住和工作在曼哈顿职业界的非信徒悔改归向主？这能不能成为一股真正的动力，使得这样的转变系统性的发生，而不仅仅是“一次式”的在这里或是在那里发生？

　　我注意到，在1989年的秋天教会表现出有了很多的成长。但是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过后，到底有多少非信徒被带到聚会中就很明显了。并且在这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确立了信仰。这令所有的信徒都感到异常地兴奋。同时，城市中的许多可能并不喜欢救赎主教会的信徒们为了能带非信徒朋友信主，现在也开始来参加教会。1990年秋天，教会迎来了爆炸性的新增长。9月间，我们晨间和晚间的聚会各吸引了近300人参加。所以有超过500人（减去重复参加两次聚会的人）参加我们的教会。现在，稳定有效的转变开始持续不断的发生。

　　仅仅靠给出详细的统计很难描绘出那头三年我们的感觉。在1970年，曾经有灵命复兴之浪在国内许多大学中兴起（例如，亚斯贝利大复兴；耶稣运动）我当时学校的团契在一年内就从20人增长到120人。在那段时间，凯西也在她的大学有着和我一样的经历。1988-89年间我最初到纽约的时候参加了一些圣经学习小组，我感到我20年前经历过的那种属灵复兴的氛围也正在形成。当我们最终决定到纽约来并开始事工，我和凯西曾经历过的那段时期的复兴，上帝同在的感觉又回来了。在事工的头三年中，我们也感受到有一种灵里苏醒的确信。福音看起来的那么鲜活，那些灵里昏睡和有名无实的信徒突然间惊醒，每周都有人归信向主。那种氛围，就像充满了电一样。每项决议后来都被证明是明智的。每个人的表现都超出了他们的恩赐和能力。

　　1990年秋天我们开始了另一个晨间聚会，这样，最后我们的聚会时间就是10：00，11：30，16：00和18：30。到了1991年春末的时候参加教会的人数已经增加到了近700人。1991年的春天，我吸收了我们教会的头200个成员。（作为植堂者，我被授权可以自行会见和接收会员。而这些人成为教会会员之后就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教牧人员。）我接收了90名男性和110名女性。其中18名男性主动告诉我们他们曾经是同性恋（我没有问过任何人），但是他们现在愿意让那完全成为过去，并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的调查，但是我发现这200人中25-30％的人是通过救赎主教会事工或是其周边事工信主的新信徒。在这之后，我们开始为很多成人进行洗礼。每个月，我都会给犹太人、前无神论者、前佛教徒和其他在救赎主教会或是狄摩斯会信主的新信徒施洗。

最初的领袖小组：

　　从1989年末到1990年年中，我们先后聚集了由5名成员组成的基本事工人员小组――首先是伊冯.杜德，然后是斯科特.谢尔曼，然后是杰夫.怀特。这三位再加上我和凯西，组成了最初两年的事工核心小组。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都居住在曼哈顿，都被同一个异像所吸引，并且个人都能直接有效地带人归主。我们每个人都是多面手，都能承担多样的事工任务。

　　到了1991年2月，我们在经济上开始能够自养了。1991年6月，我们选举了第一批的长老、执事和女执事。长老有：亚瑟.阿姆斯特朗、戴夫.巴赫、格雷. 克雷恩科尼切。执事有：乔.理特、维柯. 缪基、萨姆.惠特里、拉里.怀特、黛安.巴赫、伊冯.杜德、劳拉.费尔斯、玛琳.亨思利、凯西.康勒以及芭芭拉.欧露。1991年6月1日的那个周六，在第57街的加略山浸信会的聚会上，我们正式的像教会一样被组织到一起。特里.盖革是那天讲道的人。

2、小组和“细胞教会”：1991年春-1993年春

　　1991-92年间，我们的教会继续增长，如此，到了1992年春天，已经有了850人参加我们周日的敬拜。（一般来说，参加10：00聚会的有200人；11：30的有250人，16：00的有130人，18：30的有400人，他们中间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样也参加晚间的聚会。）1991年一年的奉献达到了694，000美元，在那期间我们又聘请了一位事工人员，卡罗尔.霍尔特，作为我们的顾问。这样，我们的全职事工人员总数达到了5人，这还不包括第6位凯西.康勒。

　　我们于1992年末作了更多的调查。那时，教会四次聚会的人数大约有了1000人（减去重复参加的人数）。每周至少有50-60人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大约25％-30％的人是非基督徒。1992年的奉献有1，000，000美元多一点。经过了三年劳苦却又喜乐的事工，我们保守估计，有250人成为基督徒，其中一半的人已经参加了教会。

　　我们小小的事工小组已经渐渐变得不够用了。尽管我会给事工一些大体上的指导，但是当经过1990秋天，参加周日敬拜的人数达到了500人，我们却仍然只有三个功能小组。莱恩和杰姬.亚瑟，杰夫怀特和我都在我们家中带领一些小组，但是很明显，这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交通和牧羊变得比我以前经历过的，脑海中想像的还要困难。教会中单身的年轻人有着非常多（对于天真单纯的我来说）让他们困扰的道德上、心理上和伦理上的问题。用传统的探访牧养模式，他们几乎不可能跟牧者有很好交通，也不可能被跟进和牧养。此时我们非常需要高质量的小组事工。

　　我们开始读卡尔.乔治的《细胞教会》，于是我们决定在救赎主教会采用这种事工模式。小组事工模式是我们对教会成员进行个人事工最佳的主要方式。我们的目标就是，使所有的成员，大多数固定参加教会的人和非信徒每周能参加小组聚会。我们一直坚持使用这种模式。杰夫.怀特具有带领小组的天赋，所以我们选他为我们第一个“细胞专家”。到了第二年（1991年）的春天，在杰夫的指导下，我们在不到12个月内的时间从3个小组增长到23个。在杰夫.怀特离开我们的事工以后，德鲁.菲尔德接替他的职位，极好地推动整个细胞小组体系的发展。

　　在这些年中，细胞小组体系的发展有起伏，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是我们教会最成功的经历之一。尽管救赎主教会每周仍然持续地有相当大数量的访客，慕道友和观望者，细胞小组体系还是基本上能覆盖到会众的40％-60％。当参加敬拜的会众人数迅速增长时，细胞小组体系的事工花了至少一年时间才跟上增长的脚步，但是最终还是跟上了。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细胞模式曾经非常的盛行。但是许多教会现在已经弃用了这种模式。而我们继续持守，忠于这个模式，结果也令我们很满意。

成长和授权领袖：93年春-96年春

　　到了1993年初，会众人数的增长速度很明显慢下来了。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空间问题。除了16：00的聚会，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已经装不下我们的会众了。所以，人数的不可能有很快的增长了。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内部的增长并不是教会的目标，但传道却是教会的目标。可是，当我们找到亨特大学的礼堂作为我们的聚会地点时，我们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如果我们从卡内基山中心（从一个教堂搬到一个大型的公共场所）搬出，那么我们教会的定位就要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东区教会转型为一个整个曼哈顿区范围的教会。后来我们决定搬迁。主要原因是，想让入救赎主教会的门槛高一些这种做法看起来很自私。并且，如果我们的教会更大一些，少一些聚焦在上东区的人群，对于我们来说更容易在整个大纽约地区建立新教会。

　　1993年春天我们搬到了亨特大学。这是我们教会历史上惟一会众几乎没有增长的一年。我们失去了一些上东区的人们，他们无法忍受公共的（有些世俗气的）物质环境。（亨特大学的礼堂的装修很糟糕）。在新地方我们的晨间聚会只有大概650人，而晚间聚会的人就更少了――大约只有450人。由于我们现在是站在如此巨大似洞穴的空间，聚会就必定少了很多的亲密感。我们唱赞美诗的声音显得如此空洞。而且，搬迁的花费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于是，1993年10月间我们变得相当拮据。从那以后，财政成为了每年都困扰我们的问题。在头三年中，我们成指数的增长，这使得我们只要觉得有需要就花费。然后预算委员会告诉我们，已经没有现金缓冲了，夏天的几个月将会歉收。以后每年我们都必须削减我们的开支，以保证8月到11月间的开支。有一年，我们还必须贷款来付事工人员的薪水。不过，当这个空间问题阻碍挪开以后，救赎主教会又开始增长了。亨特大学确实是个好房东。这是上帝的供应。

　　但是，现在又有了第二个增长的阻碍。这是我们在搬迁之后才发现的。随着事工人员的不断增长，我要需要关注的范围也不断扩张，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也无法给予足够的监督。一些同工比较喜欢这样，但是却需要更好地负起责任；而另一些同工则希望有更多的监督得到更多关心，所以也对此感到有些泄气。对我而言，无论在身体上或是情绪上，1993年都是最艰难的一年。在那一年中，我相当的精疲力竭。于是1993-94年我们一直寻找一位执行牧师，能在教会中行使相当于高级牧师和教会运作总监的职责。后来我们找到了在1988年差点儿就成了教会植堂者的迪克. 考夫曼来担当这个工作。他于1994年夏天举家搬到了纽约。

　　迪克在德鲁.菲尔德、戴夫.比斯格罗夫和亚瑟.阿姆斯特朗（他们受过商业和管理方面的训练）的帮助下，完全修正了事工的结构。在迪克之下，救赎主教会的领袖层分散到了不同的领袖小组中。这些小组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利，能够自行做出一些决定，只需要之后向同工会和长老会简单汇报他们的活动即可；而不再是凡事都要先请示。迪克也不断鼓励那些同工，不仅仅作工人、工人的领袖，而是要作“领袖的领袖”。“将你的事工交给你培养出来的人，然后让他自己去做。”这就是那有魔力的咒语。想像一下这场如风扫过的转变，尽管经历了两年时间，但是转型进行得很顺利，解决了许多的瓶颈问题。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个要付出的实际代价就是，传道人不再是每个人的牧师和监督。第二个实际的代价是，尽管很多的转变已经完成了，但是中心控制减少了，这样挫败和错误会相对多一些。不过，比起这样做所获得的益处，这两个代价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于是，我们决心做一些事情来扩大我们的组织机构。当然，分散和按立的基本原则必须随着我们的成长重组。但是，基本的确信宣告仍然要在它该有的位置上。

　　迪克细心教导和详细管理的做法慢慢地改变了我们。这就是事工第三个大的分水岭。前两个分水岭塑造我们的教会成为了一个超外向型的传道身体，而团契的重新定位则形成了细胞模式。并且，我们有两个子教会成立了，斯科特.谢尔曼带领的曼哈顿下城乡村教会和克雷格.希金斯带领的位于市郊的三一教会。这两个教会的植堂者都在执行牧师的监督之下。

　　在迪克改革之浪中，救赎主教会开始以更快地步调成长起来。1994年春，教会的会众达到了1，150人，而到了1995年春天，这个数字攀升到1，450。之后，接下来的三年里，每年都增长了近200人。

从大教会到属灵的运动：1996年春-2001年秋

计划下一步：1996年春到1999年秋

　　三个让人牵肠挂肚的问题使迪克和我不得不在1996年冬天的时候在纽约奥斯宁的一间修道院展开了一次大讨论。我们有三个问题：每年都要卷土重来的财政危机；由于政治或是改革的一些问题，我们将不能再在亨特大学聚会；我们无法给予新建教会以足够的监督管理，和不知道如何能有时间来培养新的集会。随着救赎主教会的成长，迪克和我能和像克雷格. 希金斯、斯科特.谢尔曼以及杰夫.怀特这样的植堂者在一起分享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他们此时正面临开始在黑人区事工的转型。

　　当我们正在思考在亨特大学之外再找个可供替换的敬拜聚会场所，我们突然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有多个聚会点的教会，这样也许最终曼哈顿能有四个新的聚会。我们的异像是，一旦要开始一个新的聚会（为新来的人们提供空间），在地理上我们就要选择中央公园周围的一个新地方开始。这将产生四个新聚会点。这些聚会点不是救赎主教会的“子教会”，而是教会本身，因为主任牧师在这些聚会点有同样的讲道。而参加这些地方聚会的人们也可能回到他们的邻近地区进行敬拜。这样，使他们能更好地和朋友传福音、与他们聚会点的信徒建立关系，并使他们能在社区作些事工。迪克立刻注意到，为了获得足够的供给，我们将需要做一个大型的资金筹措活动，这能使我们的财政在总体上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也使我们有能力聘请新同工来监督新的植堂事工。

　　尽管我们总是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教会，更是一场运动。”但是我们之前从来没有找到一条具体有形的道路来实现这个异像。现在，我们开始发现要如何来实现这个异像了。同时，我们也开始讨论大教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为大型教会创建人寻找接任者的问题。换句话说，多元化救赎主教会的四个聚会点将成为教会，并且在我退休之后，这四个教要呼召出他们自己的牧者。这个计划似乎一下子解决了6、7个问题！我们从修道院开车回家时，一路孩子气的嬉笑着，想像着当我们揭开救赎主教会又一个全面的再创造面纱时同工们脸上的表情。当我将这一切想法发告诉凯西时，她尖叫起来吓坏了猫咪。

　　这是教会生命中事工的第四个主要分水岭。（见下面的概要）。直到1996年，我们才将此异像修整好，并向领袖、同工和会众提出。然后在1997年春天，我们开展了资金筹措运动，并筹集到了四百三十万美元的承诺资金。这使得我们能够开始运行一个基本的多聚会点模式，并开设救赎主教会植堂中心。由于两个原因，这笔资金被平均分成了两份。迈向多聚会点模式的具体的第一步发生在1997年秋天，我为了预备向新模式的转型而在晨间聚会以及晚间聚会中讲了同一篇信息。而具体的第二步则是在1999年2月，当我们在第一个新的场所开始我们第三个聚会――西城晚间聚会的时候。不幸地是，时间（下午5：00）和地点（第96街的第一基督科学会和中央公园西大道）由于种种原因，都不太令人满意。然而，在2000年秋天，我们将西城的聚会时间改到了19：00，地点则搬到了位于西端大道的圣保罗/圣安德鲁卫理公会。这次，一切都走上正轨，开始起飞，然后我们取得新模式下的最初成果。到了2001年秋天，聚会固定地吸引超过600人来参加，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个聚会是一个真正的“西城人”的聚会。它的服事方向更多聚焦在西城区在整个城市中的角色上，而不是像在亨特大学的聚会那么地域分明。

执行计划：1999年秋天-2001年秋天

　　1999年夏天，迪克离开纽约去圣地亚哥植堂，而特里.盖革，在救赎主教会历史一开始就出现的人，成为了教会的执行牧师。特里的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帮助我们执行迪克和我为教会制定的计划――也就是，从一个教会发展成为一场运动。特里完全愿意委身于这个异像。就像迪克在救赎主教会历史属于他的那一章中是如此完美地经历和装备一样，特里也是如此完美地为属于他的那一章预备的。在特里的指导下，我们选择了奥斯林.费雷拉来带领我们的植堂中心。之后我们开始为植堂者开发了一些评估、训练和监督的工具。

　　在执行救赎主教会这第四阶段的发展中，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需完成多聚会点模式的建立。2003年冬天，我们在第64街的道德文化协会和中央公园西大道开设了一个西城晨间敬拜的场所。为了使聚会凝聚成一个敬拜集会，我们还必需找到另外一个东城晚间敬拜的地方。那还需要一些时间。第二，救赎主教会植堂中心必需每年在没有救赎主教会集会敬拜和教堂的其他城市，建立一定数量的子教会。第三，我们必需开发一套更好的系统来系统性的训练我们的会众、发现和训练领袖，无论是非神职的人员，同工还是牧者。最后，我们需要一个发展部门帮助我们获取足够的资金来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不应该低估了训练和领袖层发展对“成为一场运动”的重要性。教会初始的领袖如何才能带出新的领袖？――他们的事工哲学体系、异像和技巧――这样才会有成百的非神职领袖被发散到整个城市，去做最初那只有少数人做的事情？教会如何自我繁殖再生，产生大量的拥有同一异像的教会？我们如何装备那许多的基督徒，通过医治这座城市的伤害和更新它的文化来服事这城市？除非我们学会如何再生和训练新的领袖，否则教会不可能倍增。

下一步该做什么？2001年秋至今

　　救赎主教会历史关于“成为一场运动”这一章具有多面性，所以也是最长的一章。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只需要2-3年就能完成。如果有合理的机制（多个地点、植堂中心、训练培训系统和发展），积极地朝着发动一场在整个城市建立救赎主教会式的教会和由救赎主教会帮助成长的教会这个目标前进，“成为一场运动”这个异像一定会达成。

　　然后呢？我们将会集中精力发展别的事工吗？我只能说有这种可能。救赎主教会的核心价值观中永远都包括通过三种途径来改变城市：植堂、慈善和公义事工以及职场牧养事工。在所有的这些核心价值观中，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做得最少的就是职场牧养。救赎主教会的特点之一就是，我们永远知道，不是只有通过基督徒的全职事奉才能改变世界。带职基督徒在他们的职场发现有创造力的方式，为基督得人、通过他们卓越的工作为基督传扬福音，都能改变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教会，也和救赎主教会一样，谈到过这一点，并开设了一些训练带职人员的学习中心。但是在纽约城，救赎主教会在文化塑造上居于火车头的位置。纳米我们如何来影响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改变它？

　　救赎主教会一直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2002年教会从硅谷聘请来了凯瑟琳.奥莱利带领我们朝职场牧养事工方向努力。开展这一类型事工的困难部分在于，它包含了所有圣经所论述到的东西，要向商界传道，给百老汇写剧本。凯瑟琳开始认真地工作，建立了信仰与工作中心。2003年，她开设了一系列教育发现课程来探究工作、领导关系和职业决策的圣经基础。她把精力集中在寻找和培养能够有创造力的开创多种新事工来服事救赎主教会所在社区和纽约市职场人士的领袖上。她已经在金融服务业、教师、律师和作家这几种职业领域中开始了事工。

概览：

1989：通过社区关系、敬拜和布道的联合，成为一个向年轻职业人士有效传福音的教会。（提姆.康勒）

1991：成为一个以小组为针对个人事工最主要方式的细胞教会（杰夫.怀特）

1994：授权同工和领袖小组承担事工职责，使得我们能像一个大教会一样运作。（迪克.考夫曼）

1998：通过植堂中心、多地点敬拜模式、系统训练和门徒培训以及发展，使教会发展成一场运动。（特特里.盖格）

转自豆瓣：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456117/